一個討論王嘉明的下午
文／林人中
如果這是一個商業操作，我們能以下標為前提，譬如說，「後八零的莎妹經驗」或「莎妹與七年級生的愛恨情仇」為名來終結一個提問或討論的開始，因為「莎妹是個什麼樣的劇團，莎妹十五年對你個人的意義是什麼」等問題對我們而言，終究是一個行銷包裝的語法：那意味著，這個問題同時也預設了一種政治正確的答案。就好像一個商品的視覺與文案之形構、品牌辨識度的建立與深化、其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諸如此類。如果問題是，莎妹劇團的導演們其創作風格及其對生命的注視與我（們）的關聯是什麼，而這關聯，有沒有可能，其實與「世代」這層議題，毫無關聯。
「世代」畢竟是相對而論而無法獨自存在的界定，關於世代的認同與想像，於今多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下被濫用，它因此成為一種廣告語言，普遍來說一個世代族群的內容被廣義地詮釋與經濟及產業發展有關，其政治的、歷史的特定脈絡是被隱藏起來的。好比說，「七年級生」作為「五年級生」的凝視，從頭到尾皆無嚴肅的身份論述可言，更別說來自日本文化圖像的「草莓族」或「玻璃青年」一類的說法對於當中實際指涉的族群，其內涵與意義的追尋與確立有多麼空泛。這是一個基本的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問題，對「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認為莎妹（的導演）是誰」來說都是。而照此脈絡，我們才擁有進一步對話及理解「莎妹（的導演）與我們相同或相異的社會位置」可能是什麼的過程。
我們決定先來討論魏瑛娟與王嘉明，然而我認為這討論是一種命中註定的片面，不曾見識並參與過台灣小劇場運動以至九〇年代以降相關發展的我們這干人等，關於魏瑛娟的作品因為涉略有限而能談的太少，僅能對王嘉明（及我們所處較近的歷史）能有較為完整的觀看與觀察。譬如說，當憶及兩者，現職劇場燈光設計同時也策展與裝置創作的曾彥婷及正在台藝大戲劇研究所就讀的導演鄭智源第一印象都是，魏瑛娟的戲非常視覺化但似乎沒有與人類溝通的意圖例如《愛蜜莉》，「而王嘉明的戲都有一種毀滅崩壞的死亡感，那似乎是一種創作慾望」，鄭智源這麼說。粉絲曾彥婷在第一版《Zodiac》後係以氣味相投心靈相通做了繼續喜愛王嘉明的選擇，與莎妹多次合作的燈光設計劉柏欣亦然，「王嘉明每次都嘗試新的東西，就算實驗可能會失敗，但他的戲就是很有點很好玩，合我的胃口，就算它其實很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這種喜愛誰的戲多一些的二元問題，經常參與莎妹演出並與他們私交甚好的陶維均並不那麼在意，概括地說，他們的戲對自己而言是一種青春期的重要存在，其意義雷同於村上春樹之於某些人那樣，較像是一種人生觀或成長歷程的影響。而曾在《30P》擔任魏瑛娟與王嘉明導助的蔣韜認為，他們倆的品味與思維其實非常不同，雖然他們都喜歡在作品中堆疊許多符號，拼貼並置一些看似籠統類似卻具有差異性的物質，但「魏瑛娟是讓你們四個轉一圈，質感都不太一樣，但都好像類似是轉一圈所以我把你們擺在一起。王嘉明則是我跟你們玩個遊戲，你們答案都不太類似卻又好像有一種類似，所以我把你們的答案擺在一起」。
風格，我們此刻正注視著風格。顯然我們這干人都比較熟悉王嘉明，甚至對他愛恨分明以至於能夠說出像「沒看過《Zodiac》簡直是人生十大憾事之一啦、《文生梵谷》好難看從此以後他就變了、跟北藝大的學生工作出《辛波絲卡》風格玩得透徹而且有完成些什麼、欸我覺得他陷入了中年危機、他以前不那麼聰明現在卻越來越賣弄自己的聰明」這樣的話。那麼他到底是誰？若回到他的作品脈絡來推敲，大家都觀察到無論哪齣戲，死者現身與死亡意象始終是一貫焦點。陶維均以為，他前期作品的死亡都很慎重，但後來就有些敷衍了事。鄭智源認為這種後繼無力顯現出為了形式而形式的疲軟。其實蔣韜曾有篇未完成的論文就是研究這些事情，他如此分析，王嘉明的作品兩大命題是「謀殺」與「鄉愁」，「你看他為什麼作Zodiac和R.Z.這兩個連續殺人狂、就連莎士比亞的劇本也挑死很多人的來作，羅茱獸版每當有人一死，其死者就會在上舞台游走晃蕩，因為他在計算自己殺了幾個人，這就是連續殺手的心態。殺人狂的鄉愁是殺人之後很想回去沒有殺人時的狀態，像Zodiac有一個回家的場景，R.Z.在片刻之間也持續流露出：我殺人了但我想回家的氛圍。我的解讀是，王嘉明作為一個前衛藝術家，他就是一個連續殺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對王嘉明來說，創作就是去幹掉去破壞一個什麼東西，無論是形式題材或時代現象。可能來自於他（越來越有意識地）殺了越多人之後離沒有殺人越來越遠，反覆殺人、回家、殺人、回家之後以至於有了那種能否回到戒嚴時期不需殺人不需為了幹掉誰而幹的依戀與嚮往，到頭來發現，其實最該殺的就是「小劇場」，而有了《Michael Jackson》，「那是回到通俗，回到一種創作上純粹的原初感動及對劇場藝術框架的反叛，但有了這層意識就顯得難以回到那真正的家了」。
若以一個連續殺手的概念我其實更想探究，現時性的及歷史過程中的劇場文化與劇場創作者之間的種種關聯。譬如說，我們作為一群生物年齡界定的年輕人，如何被文化政策與補助機制謀殺或者在所處的權力場域中有無幹掉誰或什麼的意圖呢，像是：那些投身「新人新視野」專案的年輕人們在想什麼、到底什麼叫做有資格拿補助什麼沒有、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我可不可以說王墨林其實才是個年輕人但賴聲川是老人沒錯、為什麼藝術圈老的小的喜歡強調並討論世代（差異）的方式總是如此單一、而又是誰在化約並決定誰屬於什麼世代於是就意味了什麼，以及，為什麼在你所閱讀的這本莎妹專書裡有這篇貌似與世代相關的文章。也許通過論析王嘉明的些許啓發是，我們到底其實已經死了卻以為自己活著，甚至還以為自己仍然青春。
若用「七年級生」一詞來概括一群人，我其實並不清楚那屬於我們的集體世代認同與想像是什麼，也許它必然沒有，又或許當中的歧異性干擾了集體性的建立，又或者，我們多數無意識地活在像《e.play.XD》的展演思維框架中而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就算王嘉明、魏瑛娟、Fa、徐堰玲、Baboo或所謂莎妹是一種偶像，無論已然過氣或其實一路從青春期至今都愛到底，我想說的其實是，它是幻影。然而眷戀幻影何等必要，通常那番想像往往提供了人們前進的方向與力量，就算不明所以也要一無反顧，這種天真與傻氣倘若遺失了，我們便可能無法成功圓夢，以致於成為自己所希望的那種人。但，假設，能夠成為失敗者才是活下去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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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收錄於莎妹書Be Wild/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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